庐隐——五四时期著名的作家,与冰心、林徽因齐名并被称为“福州三大才女”。 庐隐(1898年5月4日—1934年5月13日)原名黄淑仪,又名黄英,福建省闽侯县南屿乡人。其笔名庐隐,有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。

她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《海滨故人》。1926年到上海大夏大学教书,1927年任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学校长半年,几年间,母亲、丈夫、哥哥和挚友石评梅先后逝世,悲哀情绪浸透在这个时期出版的作品集《灵海潮汐》和《曼丽》之中。1930年与李唯建结婚,1931年出版了二人的通信集《云欧情书集》。婚后她们一度在东京居住,出版过《东京小品》。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《女作家在现代中国》(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)之中,她与萧红、苏雪林和石评梅等人并列为18个重要的现代中国女作家之一。

“五四”运动蓬勃兴起之际,许多新的学说激荡着她,许多闪光的思想照耀着她,她痛恨封建礼教,向往光明自由,她的灵魂里浸透了叛逆精神。当人们把那些新学说、新议论视为洪水猛兽,当一位同学在讲演会上大讲恋爱自由,多数人向她吐舌头、翻白眼、冷嘲热讽时,庐隐却大胆地独自同情她,鼓励她勇敢前进,从此庐隐也被视为“新人物”了。

“五四”时代的新思潮、新思想冲淡了庐隐心里的悲哀,她精神焕发、时常处于兴奋之中,废寝忘食地东奔西跑,她被选为学生会的干事,积极做些社会工作。为了福建的问题,她被女师大选为福建同乡会代表,到北大、师大开会,这是她第一次同男人合作,后来又被选为几次大会的副主席和一个刊物的编辑。这时候,她发现同她订婚的表亲林鸿俊思想平庸,同她想的不一样,走的道路不一样,她所需要的人,不是仅仅脾气好就可以满足的,她说:“我羡慕英雄,我服膺思想家”,她想到他们的志愿不同,婚后的平凡生活将毁了她的一生,于是便主动提出要求,解除了婚约。

爱看书和研究社会问题是当时许多追求光明的青年人的特点,庐隐就是其中的一个。起初,她同几个年龄相仿、志趣不凡、都爱喜笑的朋友自称为战国的四公子,她被封为孟尝君;后来又和十几个志趣相投的人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——社会改良派,每星期活动一次。这时,她时常收到别人寄给她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书,并常常同她通信和讨论。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,她的思想有了真正的进步,认识到“一个人在社会上所负的责任是那么大”,从此她“下决心作一个社会的人”。

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。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,作品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。她追求人生的意义,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,觉得人生“比作梦还要不可捉摸”,她在悲哀的海里,几乎苦苦挣扎了一生。她,或她作品里的主人,常常被悲哀所困扰,不得解脱,把悲哀看作是伟大的圣者。

苏雪林说,庐隐的作品,“总是充满了悲哀,苦闷,愤世,嫉邪,视世间事无一当意,世间人无一惬心”(《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》),在《关于庐隐的回忆》一文中说:“在庐隐的作品中尤其是《象牙戒指》,我们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。……庐隐的苦闷,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?经验过?但别人讳莫如深,唯恐人知,庐隐却很坦白地自加暴露,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出路。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过人处。”

冰心与庐隐,文学史家们把她们视为“人生派”中的一派。虽然她们都关心现实生活,都主张在作品里表现时代色彩,但一旦这种思想和主张变成了果实——作品,她们的差别就显出来了。冰心在作品里,通过对无限生动的大自然和母爱的沤歌,表现出她对自由、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。庐隐的作品则不同,她的主人公都是无出路的,前途茫茫,一片黑暗,他们负荷着冷酷、无情的现实,悲哀着走向人生的尽头、有人说“黄庐隐对社会里的任何人都不承认,她深深的感受着孤独。谢冰心主张则不然,她认为在人与人之间,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、这样,黄庐隐便必然的用着悲哀的视线眺望人间,而谢冰心,也不可避免的用了无限的热情来温暖人类。她们俩,一个是对世界表现了完全的绝望,一个是感觉着被损害的伟大的爱可以如死灰之能复燃……”

作为社会的人,都会关心社会的。“五四”运动初的“学生会时代”,庐隐是一个活跃分子,她是带着“社会运动”的热情跨进文坛大门的。那时候,她写《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》(1920年,《批评》第四号)之后,不仅写了《一封信》、《两个小学生》等七篇那样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短篇和小品,也写了《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》(1924年,《民铎》第五卷第一号)这样一些有关妇女解放问题的文章。但不久,她的笔锋转向“自叙传”的性质:写自己,写爱人,写朋友,都是现实主义的,因为它们反映了社会的一个侧影,是真实的现实。茅盾说:“庐隐与‘五四’运动,有‘血统’的关系”,“庐隐,她是‘五四’的产儿”(《庐隐论》)。当“五四”运动落潮后,在庐隐面前,社会似乎堵死了所有路口,再加上自身的遭遇,这使她陷入痛苦的重围。人们所说的“庐隐的停滞”就是在这种主客观的条件下产生的,但庐隐并不甘在这种氛围中沉沦,她挣扎着,追求着,前后虽有几次反复,但每次也都有所前进。

“庐隐作品的风格是流利自然。她只是老老实实写下来,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。”(茅盾《庐隐论》)总观庐隐的全部作品,这种评语恰切、中肯。从《海滨故人》开始,她在许多小说里,都采用日记和书信的形式,这样写来,在语言上显得灵活、自然,但在结构上往往出现散漫的毛病,用茅盾的话说,就是“控制不得其法”。后期的作品,有了长足的进步,老练多了。除小说之外,她的散文也写得清丽可爱。她虽以小说出名,但茅盾说,“她的几篇小品文如《月下的回忆》和《雷峰塔下》似乎比她的小说更好。”她还在同一篇《庐隐论》中评论说:“在小品文中,庐隐很天真地把她的‘心’给我们看。比我们在她的小说中看她更觉明白。她不掩饰自己的矛盾。”她这种既天真又严肃的态度贯穿在所有的作品之中。

王礼锡说:“生命是我自己的,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她,谁管得着!”庐隐是这样很倔强的在这不惯的社会生存着,庐隐对这社会是不惯,社会对庐隐尤其不惯,庐隐对社会的不惯,是有她的“谁管得着”的办法去管理,而社会对庐隐却是冷嘲热讽、明枪暗箭作四面环攻。这“不惯”不仅是庐隐个人的问题,是新的与旧的社会的矛盾的表现,加上庐隐的强烈的个性,这矛盾就表现得特别的明显。所以这不仅是“不惯”而是不相容,不惯慢慢的就会惯了,至于不相容,那便得争斗。庐隐的“谁管得着”的态度,是不理的态度,怕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“不理”是违背了旧社会的秩序,这样的叛徒,是不能在旧社会的秩序下生存的。有了他就没有你,你要站得住,他就得摧毁。

庐隐崎岖、坎坷的命运使她在沉沦与前进中几经反复,但她毕竟还是从感情里挣扎出来,摈弃了自私的小我的感情,代之以对社会劳苦大众的同情之心。她在《著作家应有的修养》一文中说,作家内质方面的修养应该有二:“一应对于人类的生活,有透澈的观察,能找出人间的症结,把浮光下的丑恶,不客气的,忠实的披露出来,使人们感觉到找寻新路的必要。二应把他所想象的未来世界,指示给那些正在歧路上彷徨的人们,引导他们向前去,同时更应以你的热情,去温慰人间悲苦者,鼓励世上的怯懦者。